解码上海综改
www.jyb.cn 2016年07月13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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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综合改革，沪上先行先试，交上出色答卷。日前，中国教育报刊社联合采访团走进上海，惊喜多多。 解码上海教育综合改革，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推进每项改革任务前，都要进行大量论证，防止拍脑袋，避免想当然，坚定按照“蹄疾步稳”原则扎实推进。 把制度创新作为核心任务，把可复制、可推广作为基本要求，上海成为全国教育综合改革的探路者、示范者和引领者。无论是“十二宫格”布局，还是大学与中学无缝衔接，无论是育人制度体系、“管办评”制度体系，还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共赢的协同联动制度体系，所有改革均体现了一个共同的价值追求，一个是公平，另一个是优质。 布局“十二宫格”： 引导高校由“一列纵队”变阵“多列纵队” 对高等院校进行分类管理、分类评价，促进高等院校分类发展，是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发展到普及化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上海高等教育当前亟需破解的一个发展难题。 一方面，是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应用，社会各领域各岗位对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要求普遍提升；另一方面，则是更多具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群体需要在多样化发展的社会里，找到职业定位和发展方向。 因此，研究、设计高校分类，并通过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引导学校自主明确目标定位，聚焦发展重点，是上海高等教育在设计布局时深入思考的重要内容。 二维分类：成就百花齐放的满园春色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学界和业界普遍采用的高等教育分类，主要是一维“阶梯式”分类模式，或是按学校管理的隶属关系来分；或是以学校办学条件、层次和发展基础来分；或是以学校教师的功能来分。这些分类指导思想明确，亦易于操作，但其最大的问题，则是未能充分体现高等学校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办学目标和服务方向，加之在学校办学、学科专业和教师评价方面的指标亦缺乏相应的分类导向，以致高校发展的“同质化”现象比较突出。这也是多年来大家常说的高等院校“千校一面”困局。 上海率先探索，提出了基于人才培养主体功能和学科专业结构的二维分类体系，率先迈出了分类管理的步子。 二维分类管理体系，是这样对上海高校进行分类的——依据高校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发展重点，从横向维度上，按照主干学科门类或主干专业大类，把高校划分为综合性、多科性、特色性三类；从纵向维度上，按照人才培养主体功能和承担科学研究类型等差异性，划分为学术研究、应用研究、应用技术、应用技能四类。横三纵四，构成“3×4”的宫格，非常直观地形成了“十二宫格”。 “十二宫格”就像是充满魔力的数独游戏。具体的某一所高校是如何在这些宫格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格子”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上海市教委原副主任陆靖介绍说，“十二宫格”的位置是在高校自主定位的基础上，由市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充分沟通后确定的。那么，按照既往的经验，不少特色性应用型的高校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一心想走综合性研究型的路子，难以按捺住“贪大求全”的“骚动”，“十二宫格”如何让这些高校做到尊重现实、科学定位呢？ 陆靖说，二维分类管理体系在设计之初即预想到了这个情况。根据二维分类的规定，高校提出的定位是与相应的评价指标、经费拨款紧密联系的，只有科学合理的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才能在办学规模核定、人员编制、财政教育经费投入、基本建设等方面获得政府最适合的配套支持。在“十二宫格”中，如果定位不准，或者不切实际地往上往下、向左向右偏移，都不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这样，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切实推动了政府的高校财政拨款逐步从“投入型”向“绩效型”转变，政府可以根据对学校办学水平的绩效评价结果，动态调整资源投入。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引导各类高校在各自的“格子”所代表的领域和类型中，争创一流、办出特色、各领风骚。 “十二宫格”划出了明晰的定位边界，也成就了百花齐放的满园春色—— 上海大学提出努力成为我国高素质人才培养、高层次决策咨询、高水平科学研究以及推进高新技术发展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成为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致力于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供科技解决方案及发挥思想库作用，努力建设一所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研究型、创新型大学；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明确“建设高水平、应用型、以工为主、特色鲜明的多科性本科院校，成为培养卓越一线工程师的摇篮”的办学定位，围绕“应用技术”这一主线做好顶层设计； 拥有55年办学历史的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遵循“特色性应用技术型院校”的发展途径，致力于为上海“科创中心”和“设计之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维分类体系和分类管理的探索性实践，践行了以管办评分离为核心的治理改革，凸显了政府由管理转向治理的管理模式的转变，正引导着上海高校从“一列纵队”向“多列纵队”发展。 学科建设：打造高峰凸显、高原崛起的格局 学科是高校的基本组成元素，是高校教学、科研、师资等方面实力的集中反映。“办大学就是办学科”，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根本基础，特色学科是特色大学的基本前提。 经过多年的涵养和培厚，上海高校的学科发展，其视野已从国内竞争转向国际竞争，其模式已从外延发展转入内涵建设，其目标已从“物的增长”转向了“以人为本”。 为形成与上海地位相匹配的高校学科体系，上海于2013年初启动《上海高等学校学科发展与优化布局规划（2014-2020年）》编制工作，对全市502个学科点建设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对上海高校学科的优势和短板，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等诸方面做出系统评估。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的原则，以对接国家和上海重大发展战略需求为导向，以提升学科水平、争取国际学术制高点为目标，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以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上海高校的学科优化和内涵发展。《学科规划》于2014年底正式印发，该规划的核心内容——上海高等学校高峰学科和高原学科建设计划也同步启动。 按照规划，上海将分类支持一批优势学科率先建成：“高峰”学科，巩固提升一批潜力学科形成“高原”学科，持续支持一批建设目标明确、对接社会需求的亟需学科，形成布局合理、高峰凸显、高原崛起的学科布局。 强调动态调整，是“高峰”“高原”计划的一大亮点。为遵循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一轮3年建设周期（2015—2017年）内，上海市教委对在建学科点只作过程监测，根据需要适当调整支持力度和动态调进。第一轮建设周期结束时，将依据评价结果，对建设成效显著的学科点继续给予支持；对建设进度缓慢、效果较差的学科点，科学实施退出机制；及时将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纳入建设范畴，采用竞争机制同步建设，源源不断提供人才支撑。 两条清晰的脉络，贯穿于“高峰”“高原”计划推进过程之中：一是，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聚焦工业4.0、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交叉学科、新兴学科重点布局；二是，全面瞄准上海“四个中心”、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等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对目前已纳入“高峰”“高原”学科的支撑度和匹配度进行评估，重点布局信息技术、材料科学、航空航天、生物医学、创新设计等服务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和紧缺产业的学科方向。 “高峰”“高原”计划充分遵循了学科发展的共性规律和各学科个性特点，鼓励高校自主设计实施学科建设方案，同时鼓励高校以综合改革的思路破除一些体制机制的天花板。 华东师范大学激发院系活力，在学科集群战略基础上，积极推动管理重心下移，在优势学科领域推进多模式的学部制改革。学部把相近的学科整合在一起，加强了各学科间的协同发展。学科交叉的“拳头效应”开始显现，2015年教育学科顺利进入上海市I类高峰学科建设计划，地理学科进入Ⅱ类高峰计划； 华东理工大学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点，以协同创新中心和前沿科学研究院的建设为抓手，开展人才引进和聘用改革的试点工作，推进人才特区建设，探索由专职科研人员和固定人员组成的创新科研团队运行模式，着力破除人员能进不能出的壁垒。围绕“高峰”“高原”学科建设，逐步把“特区”建设成为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汇聚的高地； 东华大学为保证学科建设工作的顺利推进，在校领导统一指挥协调下，学校各职能部处和二级学院既各司其责、分工明确，又紧密配合、协同联动，就涉及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等障碍多次进行协商与会诊，及时化解建设过程中遭遇的难题和困境，推动“高峰”“高原”学科建设发展的校内协同联动机制初步形成。 根据规划，“高峰”“高原”计划有充分的经费作为保障。其中，2014-2017年第一个建设阶段，市级财政预计投入36亿元，其中50%投向人才；2017-2020年第二个建设阶段，市级财政继续加大对高峰高原学科建设的投入力度。 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作为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的上海，“高峰”“高原”学科计划已先行一步，提前铺垫了创建一流大学的基石。 到2020年，我们可以预期的是，上海高校将有20个左右的一级学科点和一批学科方向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同时180个左右的一级学科点跻身国内学科排名前20%。 规划引领：整合资源和优化结构的基础依据 不管是学校分类管理还是重点学科建设，一个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是前提。合理确定高等教育的结构、目标、发展方向，是各地统筹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任务和发展大计。 如何设定以及采用怎样的预测方法与研究路径，才能保障设计目标真正发挥引领和导向的作用？ 对这一根本问题，上海市在《上海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发展规划（2015-2030年）》（简称《高教规划》）和《上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5-2030年）》（简称《职教规划》）里，做出了有力回答。 自2013年以来，上海花了两年多时间进行两大规划的编制，在全面梳理本市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家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人口变化趋势、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产业人才需求等因素，特别是对照国家战略和上海城市规划的新要求，综合运用大数据方法科学预测发展趋势，对2030年上海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规模、层次、类型以及分类发展目标进行统筹规划，力求面对未来上海乃至周边区域各类人才需求，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在类型上都能输送、在结构上大致匹配。 其中，《高教规划》按照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模发展、结构调整、资源配置以及供给体系布局与上海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特点、培养能力现状、未来变革态势、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相匹配的规划路径，在定量分析各类、各层次人才培养的规模分布现状以及制度和资源制约的基础上，科学确定2030年不同类型院校承担普通高等教育规模增量的比例，为未来合理安排高校基本建设项目、合理整合资源以及调整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结构提供了基础依据。《职教规划》根据本市行业产业需求，设计中职培养、专科培养、应用本科培养、专科贯通培养、应用本科贯通培养、社会培训等6种职业人才培养途径。打通从中职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形成系统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针对医学、艺术、经管、法学、理工农、文史哲教6大门类人才培养为主的高校布局，《高教规划》分别提出了结构调整思路和方向。据此，2015年，上海已经依据规划组建了上海健康医学院，今年又组建了上海公安学院、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和上海城建职业学院，通过合并组建、新设增设、调整撤并、合作办学、二级学院独立运行等方式，优化上海高校布局结构，使其更加契合国家和区域发展需求。 这两大规划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未来15年，上海市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工作，都将以此为遵循，有节奏地逐一推进。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郭为禄表示，面向2030年规划在体现“前瞻”的同时，还体现了“实在”。两大规划都把2020年的发展目标作为一个重要节点，注重规划的落实，还考虑到发展过程中的变量因素，建立了动态调整机制，有利于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根据新形势新需要调整规划内容与规划执行。 “《高教规划》主要面向本科及以上人才培养层次，《职教规划》主要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两大规划存在有效交集，对于本科及以上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两大规划均有涉及。”郭为禄说，根据国家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求，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实际，上海市高度重视引导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二维分类“十二宫格”中的应用技术型高校，是应用型转变的主体。 按照二维分类管理体系，重点引导并鼓励一批市属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在招生考试、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社会科技服务、产学研协同创新等方面全面推进改革。 在2014年9月开始完成两批转型试点建设的基础上，2015年12月，上海再次全面开展了市属高校5年内本科专业转型规划摸底，以实现高校整体人才培养的应用技术型定位。 2016年1月，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对《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40）纲要》作了概要发布。在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的基础上，到2040年，上海将建设成为综合性的全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大都市。 从愿景到现实，综合改革进行时的上海高等教育正给这座都市提供着强劲的文化引领、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扩大办学自主权： 有序激活人财物的资源配置和管理效度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海聚焦提升各级各类人才培养质量，提出深化十项重点改革。优化教育投入体制机制、提高经费保障水平，完善师资队伍管理方式、打造教育人才高地，加快高校科研管理改革、促进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是其中三项重点举措，涉及经费投入、人事管理、科研评价三方面。 经费管理：由强调“总量增加”到“科学投入” 高等教育经费条件，决定高校办学的质量和水平。而经费的管理和使用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二是高等教育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2014年启动教育综合改革以来，上海市委市政府持续加大财政教育经费投入，全市财政教育经费由2013年的750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800多亿元，高等教育投入也有相应增加。 经费保障到位了，怎么支出才科学？答案是：扩大学校自主权。 以往，政府投入的专项经费与学校实际需求总是存在误差。专项经费渠道多、管理部门多、申请复杂，学校在支配这笔经费时限制也多，经费经常与学校短期发展动力与需求不匹配。 据上海市教委财务处处长王家一介绍，为了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激发高校办学活力，上海市以放权和监管为核心，实施高等教育投入机制改革，加强经费综合监督管理。 三个转变：从专项投入为主向经常性投入为主转变、从分散投入为主向学校整体投入为主转变、从硬件投入为主向软件投入为主转变。 三个打通：打通生均公用经费与经常性专项经费、打通“十大工程”专项经费与地方高等教育内涵建设相关的经费、打通用于教师队伍建设的经费。 三个机制：建立以基本办学经费和内涵建设经费为主的经常性投入机制、以教育改革发展重大项目为导向的市级统筹投入机制、以提高教育项目支出效益为目标的综合监督评估机制。 其实质是以放权为核心扩大高校基本办学经费自主权。 据统计，上海市级财政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中，2012年经常性经费投入约占30%，到2015年已经占近70%，由学校统筹与自主安排的经常性经费总量大幅提高。 这一改变得到了许多高校的认可。 上海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施建蓉认为，新的拨款机制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更大，能够根据近期发展目标灵活使用经费，学校发展有了更充足的保障。 上海大学总会计师赵明也认为：“学校自主可控的经常性经费数额在增加，学校在公用经费和内涵建设经费方面有比较大的自主权，改革让学校受益良多。” 上海市属高校的财政投入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以基本办学经费和内涵建设经费为主的经常性经费，一部分是上海市的重大专项经费。除了扩大高校经费自主统筹使用权之外，上海还增强了重大教育项目的市级统筹力度。 2014年、2015年市级财政高等教育专项预算资金主要用于构建以一流学科建设、领军人才建设、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等为核心的“高峰高原”计划。 以往，高校经费投入主要用在硬件设备上，花钱在人身上比较难。但在高峰高原建设中，软投入比例非常高，人才培养和引进比例达到50%，这在全国领先。这充分体现了由“物的投入”到“人的投入”的转变。 而充分放权，也必须配以有效监管。总会计师制度是举措之一。 2015年，上海市教委向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委派总会计师。 总会计师制度之所以实质性启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校的财务情况越来越复杂，亟需专业人士接手。一方面是办学资金来源渠道的多元，另一方面则是经费使用渠道的多样，高校越来越需要提高教育经费使用和资产管理专业化水平。 上海高校总会计师相关管理规定，针对学校有重大影响的经济活动，实行总会计师和学校校（院）长共同签署和审批制度，赋予总会计师参与学校重大财务决策的权力。总会计师要发挥财务管理的专业能力，着力从内控管理上防范学校财务风险。 “我理解下来，总会计师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学校专业性的分管领导，从专家角度，协助校长管理学校财经工作和切实执行好国家和地方的各项财经制度，从内控上防范财务风险。”赵明说。 此外，上海建立高等教育投入评估咨询机制，建立评估咨询专家库，充分发挥各方智慧，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投入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健全高校经费综合监督管理机制，出台《地方高校内涵建设经常性经费使用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投入机制的若干意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实施总则》以及固定资产管理、无形资产管理、库存物资管理、出租出借管理、委托经营管理、房地产登记管理实施细则等系列配套制度；同时明确高校经费监管组织机构，建立健全市属高校财务信息化管理系统，实行地方高校经费使用情况绩效评价和考核制度，试行地方高校财务管理状况评价。 管好“钱袋子”，才能把力气用在刀刃上。通过以上举措，上海市加强经费综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把教育经费管好、用好、谋划好，上海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更有动力。 教师发展：由“博士生”成长为“教学骨干” 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打造高水平的师资队伍，高水平的师资培养高质量的创新人才，创新人才走向社会，才能带动社会各界创新发展。在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道路上，人力资源是重要支撑，也是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巨大力量。 怎样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师资队伍？ 一方面，健全高校教师全过程培养管理体系。 据上海市教委人事处介绍，上海着眼于教师储备、职初培养、专业发展、人才引进、高端引领等关键环节，为教师职初发展、职业提升直到成为高端人才提供助力。 “微笑曲线”工作法被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微笑弧线”的两头，一端是教师选聘与职初培养，一端是高端人才培养。 为强化人力资源储备，上海实施高校师资博士后制度，即借助博士后平台对即将入职的青年教师进行前期职业能力考察。考核合格者毕业直接进入高校工作。师资博士后期间的经历，在教师职务晋升时是得到认可的。考核前置后，教师素质得到充分保障，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有体制下“人才不好进、进来不好出”的问题。 为帮助新进高校的青年教师开展教学和科研启动工作，上海实施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向新进高校并获得市教委新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的青年教师资助经费3.5万-6万元，这“第一桶金”有效缓解了“青椒”的科研压力。 “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是教师的专业发展。 “国际化”“行业化”是上海高等教育的两个显著特点。为继续发扬特色，上海市教委与各高校鼓励中青年教师加强海内外交流与访学。中青年教师国外访学进修计划、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计划、国际水平师资培养计划等多层次、多形式的交流计划层出不穷。在多样支持下，上海高校中青年教师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应用实践、国际交流等能力不断提升。 同样，针对市属高校的行业化特点，上海市教委还推出教师产学研践习计划，要求教师深入行业企业去学习锻炼。这让许多教师主动走出“象牙塔”，在实际生产中提升能力，进而能够培养出具备实践能力的创新人才。 另一方面，完善人事配套制度，不断激发教师队伍活力。 2015年6月，上海市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积极推进人事制度改革。 “一把尺子量所有人”变为“每个群体有不用的尺子”。 上海市教委出台《关于试行市属高校教师分类考核评价的指导意见》，要求学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办学定位，对处于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教师、不同发展平台的教师进行分类考核，强化岗位聘任考核，建立首聘考核、续聘考核、长聘考核、团队考核等制度。同时，完善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考核，对代表教师学术技术能力的主要成果，从教学研究为主、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主和成果转化及技术推广为主等方面进行分类评价，建立各类教师在各类岗位聘任和晋升的“立交桥”。 施建蓉介绍，上海中医药大学在教授以上又分了3级，分别是首席教授、讲席教授、特聘教授，学校与他们签订为期3年的工作目标，如果达标，学校会在国家绩效工资的基础上，再对应级别给予每人30万至10万元的协议工资。 “但成为首席教授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学校对首席教授的考核标准十分严格。我们在评价时候不看他发了多少论文，而看他能否保住学科领先水平。为了保住学科领先地位，首席教授就要想方设法招揽才人、争取重点实验室、培养杰青等，工作的主动性大大增强。”施建蓉说。 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但现实中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又一直存在。怎么解决？ 上海市教委在试点公办高校教师潜心本科教学的激励计划。 上海市有一条硬性规定：所有教授必须为本科生授课，而且要上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以此作为教授任职的基本条件。同时，还要求学校实施坐班答疑制度和校内自习辅导制度，让学生在课堂时间之外也能很方便地与教师交流。 对此，各个高校都积极出台了配套的人事制度。例如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等高校将教学工作量、教学质量及教学改革成果作为教师教学绩效考核、激励经费分配和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的重要评价指标；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新增了教学型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通道，为潜心教学的教师设计专技职务晋升通道；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对前一年度教学质量考评结果位于全校教学团队前40%的教学团队给予5%-20%不等的奖励，对最后10%的教学团队减少资助经费。 多管齐下，确保教师能够成为教育综合改革和高校内涵发展的有力支撑。 科研评价：由“总量排序”到“更加关注水平和贡献” 激发教师活力、孕育科研成果、培养创新人才，也要从科研评价机制改革入手。 复旦大学光源与照明工程系青年教师林燕丹所在的照明学科是一个交叉学科领域，又属于工科应用，论文发表在SCI高区比较困难。在过去的评价体系之下，林燕丹评教授基本无望。 评价标准单一、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教学一直是科研评价领域的三大问题。 幸运的是，随着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逐渐深化，高校对教师成果的评价方式也日渐多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完善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机制。《关于推进上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分类评价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要以激发创新活力为根本，以质量和实际贡献为导向，逐步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科研分类评价体系。 复旦大学的科研考核体系一直在发生积极的变化。 复旦大学科技处处长殷南根介绍，2009年，为了解决部分文科院系中少数不符合“刚性”学术标准、但又确实优秀的候选人如何脱颖而出的问题，复旦大学首次尝试了“代表作”评价机制。即候选人自主提出申请，在通过院系推荐和学校审核后，由学校邀请的5位校外资深同行专家对其提交的代表性论著进行审阅，判断其是否真正优秀。如果候选人的学术水平获得校外专家的普遍认可，则可与其他“正常”途径的候选人进行最终的竞争。 2011年，“代表作”评价机制在所有文科院系先行试点；2012年，复旦大学正式在全校推行实施“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 “比如，应用文科里相当一部分研究是为国家决策咨询服务的，因此，决策报告被相关部门采纳也应当视作教师的成果。再比如，搞科学研究的教师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把教学工作做得好，甚至获得上海或者全国的教学奖，这也应当视为教师的代表性成果。成果应该是多元的，也是多种形式的。”殷南根说。 林燕丹成为代表性成果制度的受益人之一。2014年底，她凭借5项代表性成果晋升教授。 在她看来，复旦大学的“评价体系很严格，虽然量化的部分少了，但是由校内外学科专家围绕申请人提交的代表性成果进行综合评估，能保证教师获得比较客观的评价。青年教师或者单靠论文体系不能得到很好评价的老师，在新的评价体系里有更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以往，学术评价过程中“唯数量化”“形式化”“行政化”问题普遍存在，改革就是要打破“一刀切”的评价方式，让教师聚焦自己的优势，产生真正高质量、有影响力的成果。 不唯数量、看重质量，把教学成果与科研成果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充分体现学科标准，成为探索公正、合理、科学的科研评价制度的总思路。扩大二级院系评价自主权成为趋势。 复旦代表性成果制度的特色之一就在于区分设置评价标准，将每个学科具体的评价标准授权给各个院系教授大会，院系可按照本学科的特点，对学术贡献、学术影响和学术活力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定。例如，公共教学类院系可在“课程建设、教学评价”方面细化标准；社会科学类院系可结合“参与政府咨询决策、服务社会”方面提出要求；工程类院系可对“成果应用与转化”明确标准等。这样，不同学科、不同研究方向、不同老师的特点都能够在评价指标中体现出来。 突出学科特色的思路也体现在上海理工大学的改革举措中。上海理工大学根据理科、工科、文科、艺术、体育等各学科门类的特点，分类设计了评价指标体系。 “对外语学科，我们增加了译著的考核指标，而去掉了国家或省部级科技奖、发明专利等不适宜外语学科特点的考核指标；对体育学科，我们对科研经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不做要求，但强调论文发表，要求在学科学术水平方面要有循序渐进的提高。”上海理工大学科技处处长张大伟说。 一个共识已经达成，那就是科研成果并不完全等同于专利、论文、奖项。 “成果本身是强调解决科学、应用领域或者决策咨询的重大问题，问题解决后产生的影响与贡献都是成果的应有之义。论文、专利等只是成果的表现形式。”殷南根总结出了科研评价制度改革的前提：明确“成果”一词的含义，厘清它与“形式”的区别。 而建立针对不同类型学科的分类评价机制以及对科研成果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就是强调提升对科研成果本身的关注度，同时把成果的多种表现形式，不论是论文、专著、发明专利，还是艺术作品、创意设计、重大演出、咨询报告、国家和行业标准等，都纳入科研成果评价的观测体系，让不同类型的人才都能脱颖而出。 评价是风向标。上海高校灵活而严谨的科研评价体系，让教师有了更多创新的动力。
加强大学中学衔接： 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衔接是一个教育体制的人才培养质量高低的重要的边界条件，特别是关系到创新人才出现和成长的重要体制性基础。”清华大学原副校长谢维和教授的观点一石激浪：“大学与高中之间衔接，这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在上海采访，记者欣喜地发现，大中小学一体化德育体系构建取得积极进展。推进学区化集团化办学，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以大学为依托，大中小学一脉相承，无缝衔接。许多大学教授走进高中开设讲座，“导师计划”让高中生不仅产生了浓厚的学术兴趣，而且提高了学术素养。 架构德育顶层内容体系：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文化自信、公民人格 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中小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研究》为抓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指导，上海架构了德育顶层内容体系。这一研究，对中国德育的研究与改革极具价值。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任苏明介绍，2013年，教育部启动实施了“立德树人”工程，为给这一战略项目提供理论上的顶层设计和实践上的经验支撑，教育部设立了“大中小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以此为抓手，完成样本数5万余人的全国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发展调研。 在此基础上，着力从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综合学理研究出发，以转化、内化、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以国家、社会、个体发展要求为依据，从几个维度进行研究—— 立足历史合法性的维度，汲取一批文史专家关于中华传统文化内涵要旨和传习要领； 立足意识形态引领的维度，认真学习研究党的历代领导人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关于宣传思想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讲话； 立足深化教育实践经验的维度，梳理总结近年来全国各地的相关德育实践探索，架构以“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文化自信和公民人格”为重点的德育顶层内容体系。 上海师范大学全国大中小学课程德育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于2013年11月成立。中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紧紧围绕国家战略，聚焦完成重大任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积极探索以研究项目为纽带、内外联合、充满活力的可持续发展的协同运行机制，努力推进大中小课程德育一体化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研究机制创新，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心强化学科融合支撑，推进学校德育一体化理论创新。中心发挥高校研究优势，有效汇聚人才，依托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高地，加强理论创新，提出“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文化自信、公民人格”为重点的4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重点指标和64个三级指标为架构的德育顶层内容体系。 这一内容体系，上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下接大中小学各学段的具体德育实施，是大中小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枢纽和桥梁，厘清了面向学校德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德育顶层教育内容。 上海市教委德育处副处长江伟鸣介绍，为更好地服务大中小学德育教师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全国大中小学课程德育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开发了全国大中小学课程德育协同创新调研平台，开展了《全国中小学德育课程现状》《上海市两期课改实施情况》《上海市校外教育活动情况调研》等调研。积极建设中小学“立德树人”研究专业文献资料库；服务大中小学教师“育德能力”培养的班主任德育案例、学科德育案例、活动德育案例、学科渗透德育案例等德育案例资料库，思政学人、德育学人、教育学人、优秀班主任和辅导员组成的名师数据库等，为深化大中小学课程德育研究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 学区化集团化办学：以大学为依托，大中小学一脉相承 2014年11月，华理学区正式揭牌成立，以华东理工大学为依托，大中小学一脉相承，无缝衔接，理工特色更加鲜明，强调学区的“理工”内涵，同时辐射到周边中小学和社区学校，实现学区内成员学校的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和同步发展。 华理学区成立学区化办学工作委员会，制定了《华理学区化办学工作委员会章程》《华理学区化办学三年创建规划》，为华理学区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学区开发了一批理工类的特色课程，大学教师执教中学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基础型课程，开设《药学》《跆拳道》等拓展课。大学生、华理附中“理工小博士”分别走进中小学课堂，为弟弟妹妹上课、演讲。 在大学的支持下，华理附中建成了“化学创新实验室”，编写了工科校本教材，学生参与大学“创新实验项目”研究。学区成立了中小学语文、数学等6个“学科工作坊”，每个学科工作坊制订两年发展规划，学科工作坊的领衔人每学期制订工作计划，带领学员开展教学研讨、学术沙龙、课题研究等活动，为青年学员教师的专业快速成长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华理学区，是学区化集团化办学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浦东新区率先开始集团化办学小范围探索，闵行、杨浦、普陀、奉贤等区先后跟进，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如普陀区的桃浦地区基础教育协同发展联合体、奉贤区紧密型办学资源联盟，开辟了学区化创建基础教育优质发展之路。 学区化集团化办学也面临一些实际问题，如行政推动的“拉郎配”导致学校内生动力不足，人、财、物的独立影响了集团成员校之间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整合，规模扩大容易导致成员校办学趋同而丧失个性。打造升级版的学区化集团化办学需要制度性突破。 为此，上海把自上而下的政策优化与自下而上的实践智慧相结合，让“点”上经验成效在“面”上进行复制推广，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辐射范围，整体提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水平，让城乡学校不但“看起来漂亮”，而且“质量信得过”。 上海明确了学区化集团化办学的“三步曲”： 2014年，杨浦、徐汇、闸北、金山4区先行全面推行学区化、集团化办学试点。 2015年起，在全市全面推行学区化集团化办学，各区县制订完成本区域各学区化集团化办学三年规划（2015-2017年）。 2017年底，形成学区化集团化办学新格局，学区化、集团化办学覆盖全市50%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参加学区化、集团化办学的学校要成为达到上海市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学生、家长、社区的满意度平均在85%以上，办学特色基本形成的“家门口的好学校”。 2015年11月，市教育综合改革专家对各区县提交的学区化集团化办学方案进行论证指导。至2015年底，各区县建有学区和集团83个，覆盖学校531所（约占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总数的41%），覆盖学生425889人。上海市教委加强督促，确保各区县按照时间节点组建新的学区和集团，北蔡学区、上海大学基础教育发展集团、曹杨二中教育集团等一批新学区、集团已经建立。 ——普陀区打造“一环一园十街镇”（环华东师大优质教育资源圈、曹杨二中教育园区、10个街道镇教育联合体）教育资源辐射网框架体系。 ——徐汇区201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区化率为70%，准备2016年把所有街镇纳入学区化办学体系。 ——杨浦区已建立10个教育集团，到2017年70%的小学、40%的初中进入集团。 学区化集团化办学，不仅激发学校内生动力，还促进优质共享共生。2015年，浦东新区推出以高东镇、金杨街道、潍坊街道和上钢街道为区域范围的义务教育学区，和以“品牌中学”建平中学、进才中学和洋泾中学牵头的3个教育集团，作为“优质均衡发展”先行试点，重点依然是教师送课程上门“走校制”、跨学校与跨学段教研分享以及社区资源的充分挖掘和利用。据统计，项目实施不到一年，全区将近81%的学生已经享受到学区、集团内部的各项资源，近80%的教师参与了学区、集团的各类交流活动。 “与高校合作办学”：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化、特色化发展 多年来，浦东新区始终高度重视与大学联动发展基础教育，“与高校合作办学”形成富有浦东特色的推进基础教育发展的“六种模式”之一。 浦东新区教育局局长王晓科介绍，浦东不仅与华东师大、上海师范大学等师范类大学进行合作办学，而且已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综合性大学合作举办市、区两级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同时也与海事大学、海洋大学、第二工业大学等特色大学合作举办特色高中。“与高校合作办学”为浦东基础教育的优质化、特色化发展发挥着、并必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当前，上海在深入实施高考改革试点的进程中，对基础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深化与大学的合作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高中教育越来越需要与高等教育进行深度合作，共享资源，推动中小学与大学整体联动发展势在必行。 在王晓科看来，加强与大学的合作，主要出于这两个考虑： 一是高中教育特色化、多样化发展的方向要求加强与大学合作。近年来，浦东新区高度重视高中特色化、多样化建设，整体规划、专家团跟踪指导、试点高中自主探索，重点是构建模块化和高选择的课程体系，围绕特色定位，对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研究型课程有新的理解和建构，形成课程模型，实现模块化、高选择，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此外，高中创新实验室作为对学生创新素养培养的基地，其定位和运行已得到并将继续需要大学的支持。 二是中小学培育学生创新素养开发的探究型、研究型课程方面需要大学支持。浦东新区高中都非常重视拓展型和研究型课程的教学，尤其是高考改革新政实施以后，各学校都注重通过课题研究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各校通过三类课程的实施，夯实基础知识，提高学习能力，经历研究过程，学会研究方法，提升跨学科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学生核心素养和综合素质水平。 如今在上海，以市、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学校为代表的高中研究型课程实施情况普遍较好。譬如，浦东新区已基本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有比较详细、可操作的研究型课程实施方案和比较具体的实施计划；高一和高二年级研究型课程实施进程明确，重点突出，衔接清楚；教师队伍科学合理，分工明确；学校累积的适合学生研究的课题质量较高，数量较多，且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新课题加入课题指南；学校按照课题研究的难易程度进行排序，供不同程度的学生进行选择。从学生课题选择、开展研究、成果展示，到课程评价、记录到成长手册，再导入到平台系统，有一整套规范的操作要求，每一环节都有据可查，做到公正、公开、科学。从课题的来源看，很多高中依托大学资源，利用创新实验室和特色学校建设资源，也有很多学校根据自身所处区域环境，寻找课题资源。 大学中学牵手：实施导师制计划，开设职业规划课 日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应上海中学之邀请，开设哲学漫谈系列讲座，为高一高二学生打开一扇哲学世界的大门。 哲学乃智慧之学，思想之事，是时代的当务之急。吴教授从“什么是哲学”谈起，以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开辟理性思想时代，从“不同的哲学与不同的文化”展开，引贴近生活的实例论证哲学与文化亦有密切联系，深入浅出地讲解不同文化间的基本差别便是哲学差别的观点。 上海中学高二2班叶天瑶说：“吴教授讲述特别生动，在阵阵笑声中带领我们对哲学的认识更进一层，他深刻的思想使同学们受益匪浅。” 上海中学校长冯志刚介绍，三年来，复旦大学与上海中学合作实施学术兴趣与素养导师制计划，效果不错。近日，两校就授课专家的选择、学科的合理搭配、参与导师制计划的学生的要求、课程的录制要求等达成了共识。相信通过复旦大学与上海中学的共同努力，学校将为学生未来发展和创新素养的培育奠定更扎实的知识和能力基础。 作为上海市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学校和全国教育体制项目“探索建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试点学校，2015年上海中学在与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深入合作的基础上，与同济大学推进了工程领域的城市规划与设计方向，与复旦大学合作的“学术兴趣与创新素养培育导师制计划”得到了深入发展。 据悉，上海中学完善了学校课程图谱（提供500多个科目供选学），每学期学生可选学的发展科目超过150门。首届工程班学生毕业升学专业领域与中学所选专门课程、项目匹配度超过90%。学校与中航工业商发制造达成协议共建“商用航空发动机教学与创新实验室”；开设了物理、化学、数学等多门大学先修课程，促进学生的志趣匹配。 记者在上海调研时发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也促进了大学与中学紧紧牵手。 2014年，上海、浙江分别出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校长高屹看来，新方案出台，许多学校开始做一件“多年想做而没有做好”的事——在高中学生中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学校为学生开设职业规划课程，主要是帮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 上海作为全国率先进行高考改革试点省市之一，其改革的目标指向已经明确，就是增加学生的选择性，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发掘学生的潜能和特长。在“6选3”的过程中，学生需要对自身的心理特点、能力特长、职业兴趣和生涯期望进行测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选科、开展生涯辅导和职业体验。 加强高教、基教两个领域有效衔接，建立机制，搭建平台，对接信息、对接师资、对接渠道，加强高中生选科和生涯辅导的专业指导力度，将是大学和中学共同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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