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谋未来
www.jyb.cn 2017年01月20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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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北京市教工委开设了市级公开课《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个月来，来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15位著名学者，与来自北京8所重点高校的300位中外同学一起读书、一起讨论、共同学习，学习强度高、思想密度大、取得了切实的效果。 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班，很多是为个人谋前途的，我们这个班是共产党办的，是为中国谋未来的，说到意义，这是第一点。 有幸跟班听课，和同学们一起学习，我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老师的《我劝天公重抖擞》说起。 李老师刚刚荣获美国艺术科学院外籍院士，他从美国回来后的第一天，就站在了我们的讲坛上。他讲了几个问题：第一，“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主要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不研究资本主义而空谈马克思主义，等于无的放矢。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说法，是“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美元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所谓拜物教，就是拜美元教，就是拜美国价值观教，这是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异化、最大的问题。怎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分析资本主义兴衰、危机的历史，进行有着许多新的特点的斗争，这是中国社会科学所面对的重要问题。第二，“我所理解的共产党。”他说，共产党人最会办班，最会讲课，最会摆事实、讲道理，最会搞宣传，当年，共产党没有枪、没有炮、不爱钱，共产党有的是知识、文化和道理，你说我穷、说我土，我无所谓，但你说我共产党没文化，我就要跟你干到底。现在的问题是：有了钱不会讲道理，不敢讲道理，一肚子的道理说不出口，这就是最大的危险，丢了文化思想领导权，怎么办？这是我们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第三，“我所理解的西方文明。”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在宗教战争中产生的，统一靠宗教，治理靠军事和财政。中国的统一，靠的不是宗教，而是一套治国理政的学问。第四，“我所理解的国学。”“国学”的说法有很大的问题，在中国，从曾国藩到蒋介石，他们把中国文化狭窄地理解为儒学，又把儒学简单地理解为道德，这就是所谓国学，这种“国学”，在历史上是统治人民的工具，是“国将不国之学”。而在外国，国学叫“东方学”或“中国学”，是帝国主义殖民中国的指南。第五，“我所理解的中国传统”。中国传统，其精华就是中国的治理体系，以及这个治理体系怎样转变为治理能力。离开了治国理政空谈道德，是取传统之糟粕，而丢掉了传统之精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传统里继承了什么？就是中国长期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今天讲制度自信，首先是要把中国制度的形成与革新讲清楚，必须先搞清我们的治理体系，再研究我们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讲制度自信、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能空谈，必须落实，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提出的要求，总结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结数千年来治理的基本经验，这是我们这门课的第一个主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杜晓勤老师的《统一与分裂——永贞革新与柳宗元的封建论》，讲的是国家统一这个治理的根本问题。统一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如何理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关系，在安史之乱之后形成的“三司制度”，就是这样一个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制度。杜老师还深刻地讲解了我们的“中央转移支付制度”，是对于传统治理体系的借鉴和发扬。 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老师的《因循与革新——宋代文官制度的沿革》，通过宋代制度的四个部门：三司、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的治理体系勾勒出清晰明快的蓝图，她尤其深刻地讲解了围绕着御史台制度而形成的监督、监察制度，在中国治理体系中的意义与作用。她还提议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设立监察机构，把人民监督落实到我们的治理体系之中。 如果说杜老师、邓老师的讲授瞩目于中国的治理体系，那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谢茂松老师的《内圣与外王的道理——王阳明的传习录》，则瞩目于治理者与治理能力。习近平总书记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不是一回事，有完善的治理体系，不等于有强大的治理能力。钱穆先生也说过：制度不能离开人事，制度是人设计的，一切制度都是人事，如果治理者缺位，能力低下，再好的制度也无济于事。 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曾经说：中国的制度，长于治官、短于治民，长于官治、短于民治。至于治官，历代有科举、有考绩、有督察，不可谓不完全，但是，在王阳明看来，这些考察容易流于形式，所谓考，重要的是“考心”，所谓心、所谓仁，就是不忍之心，就是为民之心，毛泽东所谓“进京赶考”，习近平所谓“不忘初心”，讲的就是内圣外王的道理，王阳明说，执政不是做官，而是做圣贤，所谓做圣贤，就是《大学》所谓正心诚意亲民，就是毛泽东所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回顾了中国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之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文木老师和我们一起，通过纵览祖国的河山，讲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与战术。他说：欧洲土地五分之四是平原，中国则三分之二是山地，这种基本不同就决定了依靠山地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战略，而照搬西方的经验，是不能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中国不是均质的，它由西北高原、青藏高原、蒙古草原、东北平原、东南、西南山地和华北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平原构成，在三大平原中，东北平原的战略价值最高，西北高原与华北平原的联系最紧密，东南山地对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影响最大，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家园，中国革命既是农村包围城市，也是边疆包纳中原，少数民族自治制度，是我们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大学历史系吴小安老师带领大家面朝大海——南洋和南中国海。南海与西太平洋、印度洋一体，是深海，郑和下西洋，是中国第一次走向深海，而在历史上，南洋也是历代王朝移民流亡的地方，在那里，中华文明与当地文化以及西方殖民主义文化互相融合竞争，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一带一路”，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全面地走向海洋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如何落实、如何落地生根，这就面对着南洋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认同，处理好与南海各国之间的文化关系，是治理海洋的中国要努力的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平老师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题，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留法勤工俭学、长沙新民学会、安源工人俱乐部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故事，揭示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现代劳动者组织和劳动者文化的诞生。他指出：中国传统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士大夫阶级，其主要缺陷是上层与基层脱节，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传统中国社会组织形式现代化的桥梁，中国社会组织的现代化，是以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结合为标志的，也是以立足基层的劳动者组织和劳动人民文化的诞生为标志的。 国防大学金一南将军的《从东亚病夫到伟大复兴》，揭开了我们课程的崭新篇章，揭示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如何以苦难辉煌，奋力推进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 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第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共产党立足基层，建立了现代中国的社会组织体系。 毛泽东说，中国衰落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官治而无民治。孙中山说，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一盘散沙人人得而欺之”——抗战时几个日本兵就能占领中国一个县，赶着全县老百姓“跑反”;南京大屠杀中几个日本兵就能押着几千中国俘虏上刑场，根本原因就在于基层人民的无组织化。 抗日战争时毛泽东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而抗美援朝后，毛泽东则说：“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毛泽东还说：“‘绝大多数读者就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内实现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结。” 从“一盘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意味着毛泽东和共产党人使中国的社会结构上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转折。 北京大学李玲老师以《新中国的卫生健康制度》为题，进一步讲解了从东亚病夫到伟大复兴的卓绝奋斗，讲解了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伟大历程。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从来没有过全国性的卫生保健体制，绝大多数人生了病只能求神拜佛听天由命，或任巫医神汉江湖郎中摆布。中国人的卫生状况十分恶劣，人均寿命35岁，婴儿死亡率千分之二百，天花和肺结核（肺痨）造成了极高的死亡率，被视为绝症。 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起了全国性的卫生保健体制，并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在短短28年里，中国人平均寿命翻了一番，从1949年以前的35岁迅速提高到68岁，“东亚病夫”的帽子从此被摘掉。 李玲老师从世界视野，从卫生与健康制度现代化的角度，回顾了俾斯麦的医疗改革、苏联的公费医疗制度、美国的退位军人医疗保障制度、英国的全民医保制度，以“白求恩的故事”，讲解了新中国卫生医疗制度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李玲还结合在座同学来自的学校，与大家一起回顾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国林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原钢铁学院）等新中国创办的高校发展的历史，深情讲述了新中国在建立现代教育体系方面的巨大成就、在基层扫除文盲方面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科学育种、农田水利建设以及建立全国防灾救灾体系方面的重要成就。 这些伟大成就，与建立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一样，把中华民族推向了伟大复兴。 建立现代经济制度和国民经济体系，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张宇老师以《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题，讲述了新中国的经济制度。 新中国的经济制度，我们的经济体系，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诞生的，它所瞩目的基本问题，首先就是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封锁和剥削之下，实现国家的发展问题。而这样的困局，是传统中国没有面对过的。这决定了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走中国自己的经济建设道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发展理解为个人行为，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把发展理解为制度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西方经济学既是抽象的，也是肤浅的，其所理解的市场，就是供求二字，它不但忽略了货币的作用，也忽略了资本的作用，更忽视了制度和国家的作用。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致力于解决的，首先是以制度的形式，解放中国的生产力、培养合格的劳动者，成功奠定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主权货币投资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其后，则是以融入和斗争的方式，打破和改造不合理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张宇进一步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决议，阐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特别是把中央财政与企业之间的指令性计划关系，转变为财政、银行、资本市场与企业之间互相促进的关系，建立与现代财政金融制度相配套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创举。他指出：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改革，就不能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离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能理解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不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道理的区别。 国防大学卢周来老师以《习近平论公平正义》为题，讲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这个方向就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我们的人民政府则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在涉及基本民生的领域“去商品化”，尽力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民生要求，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他说：在人类历史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占人类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处境反而下降，这曾经是一般状态。而这种状态，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得到逆转，如果没有卡尔·马克思，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运动，今天商店里的售货员还要为在工作期间偶尔坐一坐的权利而斗争。 卢老师从西方法律史、思想史、经济史的高度，区分了公平与正义，他说：按照亚里斯多德的论述：正义由法官和法律决定，而公平则由人民和公意决定——由陪审团决定。公平大于正义，公平不等于等价交换。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一部分富起来，大多数在贫困中。习主席说：检验我们事业成败的标准，不是教条、不是任何抽象的理论，因为人民的要求，就是我们工作的目标。 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抽象的增长，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有坚定明确的政治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解决人民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是为人民谋幸福，这就是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实质。 2016年12月22日是冬至，这一天，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李稻葵老师，在北京科技大学以《中国经济发展展望》为题，讲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战略。 李稻葵老师指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这主要表现在：劳动收入增长、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上升，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我国对于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大幅度降低，而新的市场和新的国际贸易秩序正在形成。最为关键的是：改革开放初期那种资本压倒劳动、积累压倒消费、西方市场和资本压倒一切的状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场“静悄悄的革命”，使中国经济发生了质变，使我们的经济更加健康，改革的成果越来越惠及普通群众，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人民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是经济“新常态”的实质所在。 怎样判断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怎样看待中国的经济前景？如果仅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那么，就会只是盯着国企、民企的问题，迷失于“人口红利”问题、“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而看不到这场静悄悄的革命，乃至看不到中国经济的前景。 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前途光明，但我们必须做好在短期内进行新的形式的斗争的准备。李稻葵指出，中国当前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一，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金融关系，建立健康的投融资体系，解决地方债务问题。二，全面从严治党，建立信仰、监督与激励相协调的干部管理体制。三，随着人民群众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应考虑及时将对GDP的考核，转变为对社会、民生问题的考核，特别是对环境、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问题的考核。四，既密切注意、准确把握美国政策转变所带来的国际金融、贸易体系的变动，但也完全不必夸大这种变化以至于危言耸听，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十八大以来党的各项决策，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 12月22日是稻葵老师的生日，他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时间，而是站在了我们的讲坛上，当他的讲座结束后，全场同学高唱生日歌，然后全场自发齐唱《歌唱祖国》。场面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李稻葵老师说，希望在于青年，这是我过的最好的生日。 12月26日，北京大学潘维老师以《改造中国与世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题，回顾了自19世纪末到今天的“四个三十年”，勾勒和展望了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伟大奋斗。他深情讲述了毛泽东的故事、西南联大和抗日军政大学的故事、两弹一星的故事，以及自己这一代归国留学生的故事。潘老师指出，一百多年来，每一代中国人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每一代人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每一代人都在走自己的长征路，在这条道路上，困难与辉煌同在、伟大的成就和挫折失误相伴。这条道路不是笔直的，我们在苦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要增加我们的勇气。 他说，我们有着灿烂的文化，中国文化最先进之处就是倡导“天下为公”，我们有了一个好的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是我们几代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同学们应该深入了解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光辉历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底。 回顾我们开班的第一课——胡鞍钢老师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尤其令人感动。胡鞍钢老师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他是在病中热情洋溢地坚持讲完这堂课的，鞍钢老师不仅是用心，而且是用生命为大家上课的。 难忘十五个精彩的夜晚。 感谢北京市教工委，他们精心组织、亲临一线。我们教工委的每一位书记都曾亲临课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领导，他们也都亲临课堂，并一直默默地为课程服务。 感谢各位授课教师，来自各不同学科的著名学者通力合作，把教学研究重点聚焦落实到党的创新理论上，切实落实习主席的嘱托，这是这门课的一个亮点。他们的工作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感谢同学们。来自北京八所院校的同学，在三个月内奔走于不同高校，他们废寝忘食，就是为了欣赏思想与知识的盛宴。爆满的课堂、经久不息的掌声、课后流连忘返的交流——还有思想深邃、视野广阔的作业，从青年人火热的激情中，我深刻感到，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对党和国家是有深刻感情的，他们渴望深入了解党的创新理论。是他们的光明与热情感染了我们、教育了我们。 总书记说，当代青年是“可爱、可信、可贵、可为的”，他们在祖国腾飞中长大，在这代人中，崇洋媚外、缺乏自信不是主流，当代青年是有理想、有追求、有信仰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去回应、去激发他们的理想、信念和追求，而不是用一套“人生生意经”去浇灭青春和理想的热火。 欲正人者先正己，教育者自身必须受教育——这就是所有任课老师走到青年中所获得的最深刻感受。因此，我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讲不好、思政课讲不好，主要责任不在青年，而是在教师、在我们自己。 我们必须坚信：广大青年学子是关心天下大事的，是心系祖国和人类命运的，这就是根本的世道人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大学、中学，不是职业培训所，而是培养伟大事业接班人的地方，学生们首先需要考虑的不是“职业”，而是“志业”。 我们的学生为什么会出现思想、知识上的迷失？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我认为问题就出在“供给侧”。我们的思政课教育，应该是高端教育，而低端是不能满足广大青年的需求的。 我呼吁：那些在专业上突出、在学术思想领域做出贡献，有突出社会影响的学者，应该承担起育人责任，到学生中去、到青年中去，立足自己的学术优长，去讲马克思主义、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讲党的创新理论。而我们的高校应善于利用这样的优势资源。 【作者：北京大学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