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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形成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新格局

www.jyb.cn 2017年04月19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自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区域内的产业、交通、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等开始走向深度整合,高等教育凭借其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的独特职能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资源整合对象和战略支撑力量。本文将深入分析京津冀地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条件,为进一步推进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提供科学指导。

  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目标

  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使命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位和目标的实现提供综合支撑。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核心。新时期推进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必须与建设和管理好首都的大战略密切结合,必须有利于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当前首都的高等教育既承担了部分首都功能,也承担了部分非首都功能。其中,高等教育中的首都功能主要体现在为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服务的功能,要求高等教育服务具有高端性、创新性和国际化特点,体现为高等教育的高质量、高水平,这一功能主要由高水平大学承担,而其他功能(如研究型大学中继续教育、网络教育等)或非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均在被疏解范畴。

  京津冀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经济体量最大的地区之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高等教育协同发展要服务于产业的转移对接和转型升级。一方面可以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通过高等院校布局、学科专业布局、招生就业和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等调整,实现产业发展相关人才培养和科技服务跟近,降低产业转移成本,防止水土不服;另一方面,通过发挥协同效应提升区域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提高人才培养和科技水平,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做强区域高等教育也是实现区域功能定位的应有之义。国家对于京津冀地区的四大功能定位,即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都要求有实力强大且富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高等教育与之匹配,不仅满足区域人民群众对于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高等教育的需要,而且能够引领全国高等教育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本质上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二是高等教育自身的协同发展。在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层面,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主要目标,而推动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是配合措施,通过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提升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在高等教育自身协同发展层面,首都高等教育的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解决北京“大城市病”是首要目标,而天津和河北则是配合方,要求通过高等教育资源要素的重新整合,发挥出1+1>2的协同效应,做强整个区域的高等教育。从长期来看,不论是作为京津冀一体化的综合支撑还是作为一体化的结果,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最终目标必将是高等教育的一体化和质量的卓越。

  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动力机制

  那么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何以能够实现呢?从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环境来看,来自内外部的强烈现实需求是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强大的推动力,而来自固有体制、观念的束缚以及政策刚性与大学自身发展逻辑的冲突则是深入推进协同发展的现实阻力。

  1.协同发展的外在动力

  巨大的危机感和使命感是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京津冀高等教育不仅整体实力和贡献力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而且其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强区的领头羊地位也面临着挑战。京津冀高等教育规模上的优势早已丧失,无论院校数量、在校生规模还是投入水平都已经被长三角地区赶超,优质资源方面的整体优势也正在被长三角等地区迎头赶上,差距正在加快缩小,而在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改革实践方面,甚至走在了长三角和珠三角之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的新形势下,如何通过协同发展做强区域高等教育,发挥在全国的引领、示范作用,更好地服务于京津冀功能定位和国家战略,成为各方的殷切期待。

  2.省市层面的内在动力

  从区域内部来看,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布局的失衡明显。北京和天津作为区域的双核,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较高,高等教育资源丰富,优质资源集聚,而河北省高等教育资源总量严重不足,高校的分布也较为分散。河北省人口分别是北京和天津的4.4倍和6.4倍,而高校数仅为北京和天津的1.1倍和不到2倍,普通本科院校数只有北京的1/2,并集中于石家庄和保定两地,其两厢地区的邢台、邯郸、衡水、沧州、张家口和承德等6个地级市高校稀少,“上大学难”的矛盾非常突出。区域内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失衡特别是优质资源的巨大差距还伴随着明显的虹吸效应,优质生源、师资、经费等资源向优势区域和院校单向集聚的现象非常突出,使得失衡呈进一步加剧态势。

  巨大的地区差距产生了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客观需求。北京高校云集,但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人口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空间布局和生源结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部分北京高校的优化发展;天津高职教育相对发达,而高水平大学相对较少,市属普通高校也面临着提升贡献力及如何与北京错位发展问题;河北尚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初级阶段,高等教育需求强烈,但却面临着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不足,高等教育经费短缺等棘手难题。京津冀地区在生源、空间、经费资源等方面存在极大互补性,协同发展为突破各自发展瓶颈提供了新契机。但是受当前高等教育投入和管理体制的制约,各方均以借助协同发展来做大做强本省市高等教育为理性选择,必将导致协同各方 “谁都想来分杯羹,谁又都不舍得割肉”,对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3.不同高校对协同发展的诉求

  高校是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主体,是推进协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从高校内部的理性来看,不同类型高校在协同发展中的角色和利益诉求是各不相同的,决定了其投身协同发展的主动性。对于北京一部分高水平大学来讲,暂无被疏解之忧,但建设“双一流”的艰巨使命,使其致力于集中资源推进学科建设,提升国际影响力。搞帮扶式协同发展将分散其资源和精力,不符合大学自身的利益,但其对于到河北、天津以圈地建分校等方式获取新的发展资源,以及发挥自身优势推进成果转化和产学研合作等却并不排斥。北京市属院校发展为提升市民受教育水平和增加市民教育机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背景下,其所承担教育机会供给功能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市属院校发展面临着生源不足、办学空间受央属院校挤压以及可能被疏解等问题,协同发展无疑为市属院校打开了新的一扇门,服务范围的拓展将为其提供新的发展空间,而融入协同发展时可能造成的迁移成本以及异地办学造成的声誉受损、师资和生源流失等,也是这类院校必须承担的风险。但对于天津特别是河北同类高校而言,最为期待的是优质资源的注入,也更加倾向于通过帮扶来增加学校办学资源,以提升本校的办学实力和社会声誉,并不希望为自己引入竞争对手。不同类型的高校对各自成本收益的综合考量,将最终决定其投身协同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路径

  深入推进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势在必行。相关各方要充分认识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深刻内涵,打破思维定势,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形成京津冀高等教育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1.继续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从京津冀各方推进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实践来看,目前还停留在建立松散合作联盟和推动课程资源共享等初步阶段,而在院校布局调整和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方面与协同发展目标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这与当前各方对协同发展的认识不到位不无关系。首先,对于高等教育中到底哪些是首都非核心功能以及疏解到何种程度并不明确,例如市属高校满足市民接受高等教育需要的功能是否在疏解之列就有待研究;另外,各方还普遍存在把“协同”当“合作”的错误认识,不能达到双赢的事情压根不想干,存在“等、靠、要”的心态。认识不到位,对于协同发展的目标和路径把握也就不可能到位,因此,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理论研究和思想大讨论,引导各界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树立大局意识,真正从思想层面破除狭隘的地方本位主义观念和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

  2.加强顶层设计,分阶段实施

  京津冀分属于三个行政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作为一项涉及多个协同方的重大战略,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和制度保障,才能真正动员、平衡各方力量相向而行。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高层次协调机构,稳步推进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突破,同时应组织有关部门加快研究制定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规划,使各方开展的改革实践有明确的指导性纲领和行动指南。在具体实施层面,要把握好协同发展的步骤、节奏和力度。首先,应明确疏解范围和被疏解高等教育的新功能定位,全力推进和配合北京高等教育中首都非核心功能的疏解,降低疏解成本,提高疏解效果。其次,对已达成共识、易于操作的领域率先突破,选择有条件的区域和项目率先开展试点示范,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如共享数字资源、图书、实验室等,师资交流培训及人才联合培养等。最后,在招生、学分互认等几个关键领域寻求突破,逐步放开区域内招生限制,加快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

  3.兼顾效率与公平,建立利益共享和补偿机制

  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得以持续深入推进的关键是建立利益共享和补偿机制,以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具体来讲,政府管理层面应建立健全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绩效评价机制,将政府有关部门在推进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绩效作为重要指标纳入政府部门考核体系。另一方面,应该明确高等教育资源产权,建立科学的高等教育服务成本核算机制,对于协同中发生的转移资产进行评估和补偿,并按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按产权比例等进行结算和支付;在院校层面,建立高校协同奖励制度,鼓励富有实效的合作,支持高校之间、校企之间以及学校与科研院所间的资源共享、联合培养、联合科研等集群发展合作项目,特别是对“以强扶弱、优势互补”类合作项目给予多种方式的经费资助和政策倾斜。

  4.正确处理政府和高校关系,由政府主导逐渐转向按照高等教育自身规律办事

  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以服务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为基本出发点,以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根本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要靠做强区域高等教育。显然,协同发展过程中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离不开政府层面刚性政策的强力推动,同时,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消除隐形壁垒,破解制约协同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离不开有关政府部门的改革决心。推动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向纵深发展,政府应该切实尊重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和高校办学自主权,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切实转变职能,激发高校的主动性和改革活力,引导高校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格局中发现机遇,准确定位,提升贡献力。

  参考文献:

  [1]桑锦龙.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战略性思考[J].教育科学研究,2016(4).

  [2]吴岩,王晓燕,王新凤,王俊,杨振军.探索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新模式——学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 2010(8).

  [3]陈·巴特尔,张琦.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J].中国高等教育,2015(23).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JYC0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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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杨亚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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