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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校友支持不可或缺 ——访我国著名教育家潘懋元先生

www.jyb.cn 2017年08月31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进一步明确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要求、任务和措施。故此,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再次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学人们从不同视角透析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诚然,将人才培养作为核心使命的大学,是一个需要大量资源才能够维持和运行的组织,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更是如此,所以《方案》中提出“迫切需要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实施方式”,并将“加快建立资源募集机制,在争取社会资源、扩大办学力量、拓展资金渠道方面取得实质进展”作为关键环节突破。众所周知,校友是与大学通过学缘关系结成的特殊群体,彼此间已有一定的情感基础,因他们从事各行各业,故而校友支持具有多样性、丰富性、可持续性等特征。同时,通过回顾国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历史也知,校友支持确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此次我国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众高校也力图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校友支持。

  我国著名教育家、高教泰斗、学界楷模,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先生从教80余年,不仅拥有深厚的学术理论底蕴,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更拥有丰厚的校友工作研究与实践经历。潘先生1949年2月任厦门大学校友总会文书干事,参加校友中心筹备工作,同年8月参加校友中学创办的筹备工作并兼任该中学教师;1989年2月被聘为厦门第一中学校友会第二届名誉理事长,1992年2月和2007年5月12日被该校校友会推举为第三届名誉会长和第五届理事会名誉会长;1993年2月4日被聘为汕头厦门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2015年4月6日被聘请为厦门大学校友总会第十七届理事会荣誉理事。与此同时,潘先生也参加了诸多与校友主题相关的典礼仪式、工作和学术会议,如1980年11月17日亲自接待海外校友佘明培,促成校友捐建“明培体育馆”;2004年2月29日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议;2007年5月13日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校友会年会,同年11月20日出席厦门大学校友总会承办的第十四次全国高校校友工作研讨会;2014年11月17日参加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校友会。除此之外,潘先生不仅积极动员其他校友支持学校发展,如1987年6月17日和1988年4月联系校友侯国光捐资设立“厦门大学国光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奖”和“国光中青年科研奖”,还以校友身份亲力亲为支持厦门大学发展,如捐款设立“懋元奖教奖学金”和“懋元管理服务奖”以支持学院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基于此,笔者就“校友支持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这个议题对潘先生(下文简称“先生”)进行了专访,以下是笔者对访谈记录的整理。

  问:先生,您好!去年10月份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再次引发学界的热议,您是如何认识世界一流大学的?

  答:一流大学(过去我们称作著名大学)主要由三个要素构成。第一,办学理念正确,并在办学过程中得到大家的赞赏和社会的认可,譬如哈佛大学的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事实上就是追求真理,是得到大家认可的办学理念。第二,师资水平比较高,在社会上得到大家的承认,同时要有若干知名大师,特别是要有些标志性人物,标志性人物不是通过评比形成,而是社会自然形成。许多大师级人物,都不是参与评比得来的,然而大家一提都知道谁是大师。第三,毕业生总体水平比较高,社会贡献比较大,其中有若干社会知名的校友,通过这些校友来认识学校。清华大学之所以声誉很大,就是因为其培养的毕业生总体水平比较高,而且还有若干政界、商界、学界的社会知名校友。所以著名大学主要是通过以上三个方面成为一流,而不是通过评比和排名形成,因为社会科学有很多内容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数量统计。以前没有大学排名榜,但是有著名学校,这些著名学校实际上不需要排名,社会大众对于学校的好差心中自有衡量,无需进行各种评比和排名,所以我认为一流大学不是通过排名榜排出来的。

  问:先生,根据您的工作经历和体验,您如何看待校友与大学两者的关系?

  答:正如衡量一个工厂的生产水平高低是根据其产品的质量,衡量一所学校办得好与不好,最重要方面就是看毕业生的质量,校友在社会的表现,校友的成功率,校友的业绩,校友的社会地位等等才是这所学校办学质量的标志。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虽然有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但最重要的是培养人才,培养出来的人才就是毕业生,也就是看这些校友以后在社会上的表现如何,这是学校办学成功与否最为重要的一个标志。因此,大学对校友应该很好地关心和研究。

  问:先生,《方案》中提出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争取社会资源,因此校友力量如何汲取成为很多人思考的问题,您如何看待校友支持?

  答:人们一般提到校友支持,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校友捐赠,但校友捐赠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校友一定也希望他们的母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校友以自己的行动来支持,他们的成功就是最大的支持。当然,校友支持的具体形式可能非常多样,如富裕的校友捐赠是支持;学校举办校庆校友回校参加是支持;或者校友任职某个部门,这个部门能够对学校的发展提供帮助,这也是支持。例如现在很多专业的学生必须外出实习,校友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实习机会和单位,这也是很好的支持,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寻找一些有校友任职的单位或部门实习。但我们更多强调一句话:“你在读书的时候,以学校为荣,但是你毕业以后,学校要以你们为荣。”

  问:先生,您在上世纪有过校友会的任职经历,目前还任厦门大学校友总会的荣誉理事,您觉得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背景下校友会应该处于怎样一个架设状态?

  答:解放之前学校有设立校友会,我也曾参加过校友会的工作。当时厦门大学校友总会的理事长是卢嘉锡教授,我任文书干事一职,校友总会还设有总务部、文书部、研究部等部门。解放之后校友会停设,因为校友会被认为像同乡会之类,容易发展成拉帮结派的组织,以至于很长时间都没有校友会。文革之后,由于厦大同海外华人、华侨有特殊关系,既是华侨领袖陈嘉庚所创办,又有大量毕业生散处于东南亚,经过特别批准,厦门大学第一个成立校友总会,成立之时第一届会长是蔡启瑞教授,我任副会长;后来也曾任职会长;之后都是学校领导兼任。过去的校友会工作,主要是校庆期间,请各地校友会参会代表、知名校友、特别是当了企业老板的校友进行募捐、摆场……这显然背离了校友会的本质意义。我的一位研究生,现任厦门大学校友总会副秘书长,是第一个专门研究校友会的职能的,她提出应该把校友当作学校继续关心、继续培养的一个对象,而不是等到需要校友支持之时才去联系校友。而校友会的工作就是对校友继续关心、继续培养的机构,这一观点对于推动国内校友会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她也成为许多校友的联系人。

  问:先生,除此之外,根据您的经验,您认为理论工作者如何更好地保障和推进校友研究的深入?

  答:我认为教育理论研究者,尤其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要非常重视教育史的研究。我曾经讲过,教育理论的源泉有三条:第一条是教育史研究,第二条是比较教育研究,第三条是现实的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高,这三条源泉在实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指理论来源于实践。三条源泉就是指历史的实践、外国的实践和我们自己的实践,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实践。但是,就掌握教育规律而言,规律不是一下就能够体现出来,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才能够体现出来,因此研究教育的本质和规律一定要通过教育史进行。现在教育史的研究一般都是通过教育政策来认识,这显然不够,因为教育政策跟教育实际存在一定的距离,往往政策所强调的正是实际所缺乏的,比如现在政策中倡导要重视质量的提高,就说明我们现在正是质量不够高,数量增多而质量不高。可见,政策所说是应然层面而不是实然层面,实然层面是什么?教育实践。历史上前人的教育实践保存在什么地方?最真实的是保存在校史里面,因此学校的校史是教育理论最重要的源泉之一,所以我一直倡导要非常重视校史的研究。在校友研究中,学校所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校友,是主要的研究对象,2014年11月1-2日围绕“回顾与前瞻:中国大学校史研究三十年”的主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在厦门大学召开,研究者们认为对校史研究、校友研究的收获很大。

  问:先生,您前面讲到要重视校友的继续教育,这是不是未来校友工作的一个方向?

  答:校友继续教育应该是未来校友工作的一个方向,只有学校继续关心校友,他们回来学习进修的可能性才会更大。之前大家较多从功利角度考虑校友问题,也就是从大学需求的角度来考虑,利用校友的财力、人力、声望等资源来为大学服务,但是没有考虑到作为一个大学,它培养的学生是终身学习的,因而对学生的继续教育也应该是终身的,对学生的关心更应该是终身的,所以现在普遍缺乏从终身教育的对象来看待校友问题。换而言之,大学应该继续为校友服务,而不能只是怀揣功利目的,这是迫切需要注意和改变的方面。学生进入到一所大学接受教育,即使毕业他仍是这所大学的学生,这种身份关系是无法改变的,现在要彻底转变观念,不能仅从学校需求的功利角度来考虑获得校友支持,而是需要对他们继续关心和教育,做到在学之时属于学校的学生,毕业离开之后仍然属于学校的学生。

  何:先生,厦门大学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中,校友支持的积极性比较高,您觉得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答:依我而见,厦大校友对于母校的认同感较高。首先是对厦门大学创办者陈嘉庚的崇敬,陈嘉庚是爱国华侨,他为了办好厦门大学,倾其一生所有,可谓是毁家兴学。所以学生和校友都认为没有陈嘉庚办学,就没有厦门大学。其次,厦门大学的师生比较互相关心,尤为突出的是抗战时期的厦门大学,在那个极度困难的时期,社会动荡,环境艰苦,大家仍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尤其是抗战时期的校长萨本栋,临危受命,舍命办学,使厦门大学在万分困难的坏境中,屹立于对敌前线,成为南方之强。所以我认为厦门大学的毕业生一向认同感比较高,就是源于这两方面:一方面是陈嘉庚的出资,另一方面是以萨本栋为首的师生互相关心。

  师生的互相关心,还与学校的规模大小有关系。过去在我读书之时(1941年9月—1945年7月),当我在一年级时,人数最多,全年级225人,四年级人数最少,只有74人,四个年级加在一起,1941年全校只有627名大学生。当时萨本栋校长根据传统精英教育的经验,有句话说道:我办大学,最多不能超过一千人,超过一千人就办不好。我们当年的学生每年都能同他接触,除了每星期一的“纪念周”集会上听他简单的讲话和听他在科学报告会上的讲座以及他上下班与我们上下课之时在路上经常遇见之外,每学期学生注册选课的时候,有一次面对面说话的机会。每学期学生注册,要填好选课表,先要系主任指导签字,再经院长审核签字,最后在排定的时间,到校长办公室依次呈给校长签字。每学期开学前约两天是萨校长的注册选课审核时间,他在审查学生选课的同时,还经常关心学生的生活,如询问学生暑期有无回家,家在沦陷区没有回家的学生,他也会很亲切交谈并及时给予安慰和鼓励——没回家可以在学校努力读书;如若看到有的学生身体比较瘦弱,他都会非常关心,询问是否应当减修学分。假如学生有什么意见或想法,可以准备好用最简单的表达方式当面向他陈述,有的问题他可以当面答复学生,有的则记录下来交给有关部门后再回复学生。这虽然仅仅是一个形式,但是他对学生的影响非常大。

  参考文献:

  [1]韩延明.潘懋元教授纪事年表[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

  [2]潘懋元.潘懋元文集(卷四·历史与比较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本文为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教育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2015年博士研究生项目“校友资源与一流大学建设研究”(项目编号:JYXBSS2015001)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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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杨亚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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